林贤治：巴金对当下文学有何启示？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

在即将迎来作家巴金诞辰120周年之际，著名学者林贤治推出新作《巴金：激流一百年》，通过解读更多的史料来重新认识巴金，试图更客观地理解20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。就本书的写作以及对当下作家的启示等话题，林贤治近日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——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“为贤者讳”是不恰当的

羊城晚报：您写这部巴金评传的契机是什么？

林贤治：说到这部《巴金：激流一百年》的写作，有点“主题先行”。其实，自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以来，我就有一种想法，试图借助几个代表性人物，形象地讲说一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变迁史。我写了鲁迅、王实味、胡风，现在写了巴金，再写一两位，贯穿下来就是好长一段历史了。

我曾在一篇短文中捎带说到巴金的《随想录》，不同意那种绝对“伟大”的评价，作了一个“文盲”与“小学生”的相对性的比喻，结果受到多位巴金研究专家的批评，这大概也是促使我做这部书的一个契机吧。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，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做到真实一点、公允一点。

羊城晚报：书中涉及的人和事大大超出了巴金本人？

林贤治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历史，不过一百多年。巴金活了101岁，是一个跨时代的人，恰好通过他的成长史、写作史和活动史，及其人际关系的网络，表现连续一百多年的或相斥或相通的时代。一方面写巴金，一方面写知识分子群体，从本意说，本书并非完全是一部巴金传记。虽然对于巴金，我一直有兴趣探究他的复杂性和矛盾性，借传记的形式可以表达我对他的一个完整的看法。但是，个人与群体、个人与时代如何互相作用、相生相克，对我来说倒是更有吸引力，写起来也更有意思。

羊城晚报：对您来说，写这样一部书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

林贤治：最大的挑战，是如何做到让自己的想法与当下的语境相协调。

羊城晚报：这部评传中有没有采用什么新发现的材料？

林贤治：作为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作家，故去近二十年，重要的史料大体上都已经公开了，当然也会有好些不便公开、尚未发掘的部分。问题是，即使是已有的史料，也不为研究者或传记作家所采用。比如，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做总编辑那段时间，巴金与社长吴朗西从合作到分裂的情形，就长期被搁置、被遮蔽，而不为读者所憭。为了突出巴金在文化出版方面的贡献，袭用“为贤者讳”的老办法，我以为是不恰当的。史料不敢用就是死的，敢用就成了活的、新的了。

《随想录》里也有“假话”

羊城晚报：和您以前的作品比较，比如《人间鲁迅》充满激情，而《巴金：激流一百年》似乎比较克制，是这样吗？

林贤治：基本认同你的看法。不过，克制也不失为一种风格。这里单说《人间鲁迅》吧，一、动手写作时，我还是青年，正值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；二、时代不同，鲁迅生活的年代早已远去，叙述空间会大一些；三、《人间鲁迅》完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你知道，那时候有一个“思想解放运动”，让人一下子脱将出来，挺兴奋的。

羊城晚报：文学史上有“鲁郭茅巴老曹”一说，您怎么评价巴金作品的文学价值？

林贤治：对于巴金，我不赞成“文学大师”的说法，但始终认为他是一个有信仰、有良知的优秀的知识分子作家。他的小说《家》《寒夜》是难得的佳作，特别前者，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《家》暴露中国封建家族制度的罪恶，对其专制性和残酷性的批判是深刻的。小说运用写实主义手法，整体带有家国同构的象征意味，其激进性体现了五四时代的那种浪漫主义气质。在艺术上，小说也是成功的。

羊城晚报：很多人对巴金写于八十年代的《随想录》评价很高，认为它是“讲真话”的代表，您怎样看？

林贤治：《随想录》的“讲真话”是有条件的，随着现实语境的变化而改变，所以有真有不真，比如对“文革”的看法前后就不一致。巴金本人对重孙李潇也说了：“书里有真话，也有假话，真真假假，你自己判断吧。”巴金有巴金的局限性，因此，对全书不宜评价过高。《随想录》最突出、最感人的地方，是巴金回顾历次政治运动时，没有逃避个人责任；对于自己，在运动中的错误，能做出真诚的忏悔。整本《随想录》，涵盖面广，涉及中国政治、文化、道德、社会等多个方面，表达了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希望和忧思。我在《巴金：激流一百年》书中这样写道：“无论如何，《随想录》是1949年以后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的一部重要著作。”

当下作家仍需努力

羊城晚报：巴金所信奉的安那其主义，其实是一种乌托邦？

林贤治：巴金的安那其主义在现实社会中很难实行，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已作鸟兽散。所谓“安那其”实际上是一个乌托邦，雅各比说的那种“蓝色乌托邦”。但是，作为一种社会理想，其中所包含的比如提倡社会互助等，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。

羊城晚报：您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？

林贤治：巴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对于他的理想追求，虽然在现实中会作出某种“策略性”的改变、调适，但终其一生，仍然坚持青年时代的信仰。我以为这是难得的。

羊城晚报：作为一个作家、知识分子，巴金对当下的作家和文学有怎样的启示？

林贤治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，一、巴金坚持为理想写作。除了后来在忏悔中自我批判和否定的作品以外，在他那里，没有与人类命运无关的作品；二、他是一个激情型的作家，在情感的驱动下写作，在他那里，没有虚情假意、无病呻吟的作品；三、作家首先是一个真诚的人，有道德原则的人。当巴金在某种压力下被迫做出改变时，他感到痛苦不安，会通过忏悔还原自己，表现出应有的良知。这是我们在巴金身上看到的很可珍贵的地方，如果说有什么对作家和文学的启示，大概也就在这里吧。

羊城晚报：您曾在《羊城晚报》上呼吁重新评估六十年的当代文学，引起很大反响，现在对当下的文学有怎样的观感？

林贤治：我对当代文学的基本看法没有改变。比起一个民族一百年、几十年的光荣与梦想，苦难与忧患，反映到我们的文学中来的太不成比例了。要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学，作家们还需继续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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