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遥古城缘何走向世界 ——写在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二十周年
1997年12月3日，对历经百年沉浮的平遥古城来说，是一次历史性的命运大转折。当地时间19时04分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第2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审议通过了平遥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我作为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筹划人和主持者，有幸成为中国代表团一员，亲历了一生中刻骨铭心的历史时刻，至今仍难表述当时欣喜之极的心情。那个夜晚，我心潮起伏，伴着地中海的波涛久久不能入睡，想到远在天边的家乡故土，想到匆匆逝去的如烟往事……从最初给省长写信，建议探索平遥古城保护新路，到亲眼见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，我在忙忙碌碌中度过了1800多个日日夜夜，花去了整整五年的时间!
五年前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讲话，号召全党全国人民“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”，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，强调“发展也是硬道理”。在全国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的热潮中，山西省委、省政府很快在全省掀起了“经济上新台阶大讨论”。我时任山西省建设厅副厅长、党组副书记，兼厅直机关党委书记，也结合本职工作，积极思考如何开拓创新，其中包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。
古城困境
那时平遥同国内其他历史文化名城一样，深陷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两难的尴尬境地。由于贫困，财政捉襟见肘，保护资金杯水车薪，无以为继;同时又因古城保护要求，制约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，成为全省人口最多的穷县，无奈之下捧着金饭碗要饭吃，不管省和晋中地区行署哪方面的领导路过平遥，县里都会向上伸手要钱。故而上级领导唯恐避之不及，没人愿去平遥。记得我第一次去平遥时看到的景象：古城一派萧条衰颓，城墙斑驳残损，街巷坑洼不平，污水粪便横流，鸡鸣犬吠声声。所到之处都是乱搭乱建的大杂院，纵横交织的照明线随意悬挂，密如蛛网的家用电视天线遮天蔽日。整个古城像个脏乱差的农村大集镇。虽说1986年平遥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此前总体规划也确定了古城、新区两不干扰的总体格局，但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既把古城“保”下来，又让古城“活”起来的问题，县委、县政府无所适从。副县长王志毅曾对我说：“为了保名城，什么都不敢随便动，可经济上不去，居住环境不改善，政府就是没办法给群众交待。”
抓住转机
恰在此时，邓小平的南方重要谈话让历尽坎坷的平遥古城拨云见日，迎来了千载难逢的转机。这一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对国内历史文化名城现状调研，结合国外考察体验，想到可否在保护古城的同时，利用文化遗产发展旅游，从旅游收益中为保护古城积累资金，形成良性循环。于是在邓小平重要谈话鼓舞下，1992年12月10日，我给刚到任的山西省省长胡富国写信建言，很快得到省长认可，让我考虑具体办法。不久建设厅边宝莲发表了题为《对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思考》论文，主张“寓保护于发展、以发展求保护、保护与发展并举”。这篇论文被国务院研究室以《历史文化名城应走保护与发展并举的路子》为题，1993年7月3日编发在国务院参阅件上，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重视，要求建设部、国家文物局和各地政府研究思考。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王可福受副省长张维庆委托，很快召集建设厅、文物局、旅游局等有关部门和晋中地区行署开会，结合我给胡富国省长的建议信，决定由建设厅牵头拿出实施意见。为此组成编制组，由我任组长，文物局副局长高可、平遥县人大副主任王志毅、副县长安锦才任副组长，王银仙、边宝莲、周贵贤、郭庭儒等参加。
创新思路
鉴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起步晚，由文物保护拓展而来，照搬了原状保护文物的原则，对名城经济和社会民生关注不够，尤其不赞成旅游开发。因此推动平遥古城保护与发展并举一开始就遇到很大阻力。关键时刻建设部副部长、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周干峙给了我鼓励，说“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一定要拿一个可行方案，要经过专家论证。”为了给深陷保护与发展两难困境的平遥古城寻找一条出路，我和我的同事们鼎新求变，苦苦探索，记不清走过多少大街小巷，踏勘过多少民居院落，并多次登门拜访，向老一辈专家求教，才在周干峙、郑孝燮、罗哲文、王景慧和郭旃的指导下，编制完成了《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》。随后我和杨子荣、王银仙、边宝莲、王志毅、耿云汉、冀太平在襄樊会议上拜会了建设部叶如棠、周干峙副部长、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、郑孝燮、罗哲文、以及中国名城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张富春和副秘书长史凡，请示汇报，征求意见。在中国名城委支持协助下，促成了论证会在平遥古城召开。
1994年6月9日至12日，来自建设部、国家文物局的领导、专家、名城委常务理事和新闻媒体记者共160余人云集平遥，在实地考察，听取研究成果后，高度评价《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》，认为这项战略研究站在历史高度，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继承、保护与发展的关系，提出“寓保护于发展、以发展求保护、保护与发展并举”的总体思路很有特色。旅游景点开发总体目标和分期实施的规划符合平遥实际，可行性较强。因此，可以作为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重要决策依据。
郑罗倡议
就在这次会议上，县人大副主任王志毅找到我，建议安排大会发出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。原来1992年7月建设部和联合国人居中心在平遥举办名城保护规划培训时，王志毅和县统战部副部长成乃凡听了巴克莱·琼斯先生讲座，从欧洲一些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受到启发，最早建议平遥“申遗”，而且得到了郑老和我的赞同，在县长刘高明支持下，着手组织建设局和文物局筹备，后来因为县委、县政府未成共识而夭折。这次平遥论证会上群贤聚会，王志毅再提“申遗”建议，我认为是一个好时机，经和省文物局副局长高可、平遥县委书记廉兴有、县长刘志杰一番沟通，并征得郑老和罗老同意，请二老在大会上登高一呼，宣读了将平遥古城率先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，获得了与会代表一致赞成，由此拉开了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序幕。
会后，我按“申遗”程序抓紧起草了《关于将平遥古城申报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请示》，呈报建设部。接着又代省政府给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起草了同样内容的报告。
然而当初平遥古城的现状不能不令人担忧。城内几家工厂企业和机关、事业单位的建设破坏了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，历史纯度远不如欧洲那些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，对“申遗”能否成功?心里没底，思想压力很大。郑老分析指出：平遥古城代表了中华文化的儒家思想体系，真实反映了中国古代汉民族的古城形制，是明清社会的缩影，现存历史纯度不低于90%。为了力荐平遥“申遗”，他给建设部、国家文物局主要领导写信。短短半年有10位部局领导接踵而至平遥古城考察指导。郑老还带专家组亲赴平遥深入考察，写出研究报告，系统阐述了平遥古城价值特色，期间拜会山西省副省长，吁请省政府制定特殊政策，加强对“申遗”工作领导。在周干峙、郑孝燮、王景慧、郭旃指导下，我们对“申遗”文本、图片和视频制作做了充分准备。1996年5月5日，我和刘志杰一行参加了建设部、国家文物局和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的会审之后，安排王银仙、张桂泉、王中良留驻北京修改整理四十多天，以郑老的考察研究报告为蓝本，终于完成了文本撰写。紧接着平遥“申遗”开始转入环境整治。
闯关申遗
那次平遥论证会后，省委书记胡富国、省长孙文盛亲自为《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》题词。省政府很快成立了平遥古城“申遗”工作领导组。不过看似顺风顺水的平遥“申遗”，实际阻力重重，推进异常艰辛。在那个不惜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，一味片面追求GDP的年代，省政府、晋中行署和部门的领导大都缺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，不少人认为即使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，拿到的也只是虚名，而不是钱。在整个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，省政府没给专项经费。副省长杜五安主持领导组会议议定平遥古城环境整治资金，省市有关部门迟迟不到位。以致接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田中淡先生的费用，完全靠县里自筹，连我和我的同事也唯有背水一战，捐款救急。平遥古城“申遗”在很多时候不得不“公事私办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刘志杰书记喊出了“申遗成功与否都是赢家”的口号，带领平遥县委、县政府一班人举全县之力，并由副县长安锦才坐镇一线统筹指挥，建设局长范良徳组织协调项目运作，全力以赴组织环境整治，动员起了所有机关干部和工人农民。
荣膺桂冠
回想闯关“申遗”艰辛的五年，朦胧寻途习古知今尊师悟真谛，背水一战奋力攻坚无米也为炊。我曾上百次往返平遥，亲自调研，拍照，座谈，走访，撰写文章，编导《平遥古城》“申遗”文献片，把平遥当成了自己的故乡。直到1997年11月底，我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远赴意大利那不勒斯，出席那次改写平遥历史的联合国第21届世界遗产大会，携带的也仅有自己筹措的不到2万元人民币和十几包方便面，还有国画、布老虎、剪纸和绣花鞋垫，就是在难以置信的条件下，捧回了这顶世界遗产的桂冠!
如今平遥古城昂首走向世界，产生的世界遗产效应不仅让世人了解了中国古城，也了解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而且化作了巨大的物质财富。“寓保护于发展、以发展求保护、保护与发展并举”的总体思路，以及按照《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》形成的“平遥模式”也显示出了鲜活的生命力，以活生生的实例，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名城要在保护中发展，在发展中保护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创造性转化，创新性发展”的深刻思想内涵。
一座古城的兴衰，就是一部社会变革的历史。平遥古城从如日中天，达到巅峰的清代，因世事动荡瞬间跌入谷底，直到进入改革开放，才又重返世界舞台。将近二百年沧桑巨变的多舛命运，令人不胜唏嘘感慨!为了探寻其中的奥秘，揭示中国古城存废兴衰的规律，我潜心研究，十年笔耕不辍，总算在平遥“申遗”成功二十周年前夕，完成了长篇纪实著作《幸存的古城》，权且当作我送给平遥古城的一份厚重贺礼。(作者 曹昌智)